但是负面报道同样不可忽视。

[10]1995年《约翰内斯堡原则》（Th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专就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及获取资讯作出界定，提出所谓民主社会里的必要，必须是能够证明该项表达或资讯会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利益。港府当局拒绝在立法文件中作类似的规定是因为这些形容词不明确，有极大的诠释空间。

人们普遍认为、就是港府当局有时也承认，二十三条立法拒绝采纳《约翰内斯堡原则》标准，其实这样说并不全面。如果说对出版事业的迫害还不算多，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政府害怕因采取压制出版事业的措施而丧失民心。二十三条立法真正显示了新闻自由在香港的正面效用。本文业已说明，这些修改符合进一步厘清保护表达自由的人权和维护国家公共权力的界限的要求。论者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里的关键是共产党的领导。主要著作：《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新闻传播法教程》。笔者认为，要依法建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必须制定一个能够将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相关重大问题确定下来的典则，通过这个典则统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一些主要内容，包括这个机制的性质、机制的构成要件、机制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等等。

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将这个要件的相关理论再向下推演一步就可以使我们得出宪法和宪政可以作为公众诉求表达机制建构过程一个变量的结论。(12)公众诉求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予以表现的基本路径，若我们没有将这个路径建立在法治的轨道之上，其就必然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或然存在物，而且有可能掩盖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失去了建立社会矛盾排解的机制。同样，人们对法律行为的分析亦常常用法律构成要件来进行。第四，不利于实现公众规范化的诉求表达。

依这个论点，在一个法治社会中，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分门别类建立，每一种机制对应一个纠纷类型。当然，公众诉求表达机制是对有关公众诉求表达路径和形式整合以后的统称，类似于逻辑学上的种概念，也许，作为一个种概念是无须界定的。

纠纷解决制度和机制的建构应当与公众诉求制度和机构的建构结合起来考虑。上列两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对于我国而言，究竟应当选择多元模式，还是选择结构化模式便是一个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我国近年来非常注意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及其建构，但是，当在以相关法律规范公众利益时，没有同时考虑建构公众利益的表达。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张淑芳，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例如，《行政诉讼法》没有界定行政诉讼这一基本概念，《行政处罚法》没有界定行政处罚的概念，《国家赔偿法》没有界定国家赔偿的概念，《行政复议法》没有界定行政复议的概念，等等。公众在有些情况下是对作为个体权利的诉求，有些情况下是对某种群体性权益的诉求，还有的情况下是对某种社会问题的诉求。公众诉求表达的路径和形式即便在法治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不同的建构模式。

该条文中虽然没有明确公众诉求表达的基本概念，但其内涵可以说就是我国公众诉求表达的根本法上的依据。笔者认为，公众诉求机制既是一个网状结构，又是一个分层的结构，其中纲与目的关系恰当地表明了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构成。

因为在此之前我国的法律价值以法制为核心，而不是以法治为核心。当然，这里我们还没有将一些公众以违法形式进行诉求表达的行为算进来。

公众诉求表达的认可是从程序角度论之的，即至少能够从程序上肯定公众诉求表达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确认公民享有其自由权的前提下，规定了公众有权对自己的诉求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表达的路径。法外的公众诉求表达是指公众诉求表达存在于法治的范围之外，整个表达过程没有得到制定法认可，表达本身是对法律的对抗。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公众诉求表达的敏感性相对较高。例如，来信来访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诉求是诉求中利益相对较小的，这种诉求一旦有利益分配，也很容易通过一定的制度来解决。例如，某种被认为是法的事物是否能够被放置于法律关系之中，若其不能放置于法律关系之中就不是法的问题，而是法之外的问题。

第三，公众诉求表达应当与公众利益保护统一于一体。在宪法的下位法中有关公众诉求亦有许多具体规定，而且通过一些法律典则确定了公众诉求的具体形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即通过法律规范将公众诉求表达机制规定下来，应当说，我国法律关于公众诉求表达是有规定的，其中包括诉求表达的路径和形式、诉求表达行为等等。⑧若以选择法治国的理念作为进入法治国的标志的话，应当说，我国是在1999年宪法第13条修正案选择了法治国以后成为法治国的。

因为法治国家与法律体系的建成还不是同一意义的概念，只能说法律体系的建成为我国法治国家的建成提供了条件。公众诉求与纠纷解决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即纠纷解决制度和机制的建构应当与公众诉求制度和机构的建构结合起来考虑。

在这一阶段公众诉求既有法律规范的规定，又有法治化的要求。对公众诉求进行法律建构是使公众诉求公法化的过程。而在政治机制与社会机制处于均势的情况下，公众诉求很可能由政治问题、法制问题变为法律问题，这是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博弈使然。其尽管以政策的形式表现，但不能因其政策性否认对其进行建构的法治特性。

因为，任何诉求表达都最终引来法律问题。当然，这个法律并不是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唯一立法，在这个能够统摄其他法律规范的典则之下，还应当有其他配套规定，如行政法规层面的配套规定、政府规章层面的配套规定、地方立法层面的配套规定，等等。

在有关的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背景下，公众诉求表达的内容和范围可能要宽一些。第二，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法关系是公法关系。

就决定于行政命令而论，有些情况下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决定公众诉求表达的走势。但是，将不同制度中的公众诉求整合在一个机制之下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公众诉求表达行为与公众诉求表达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问题不一定如此绝对，也许在有些情况下形式与行为是统一在一起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将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之中，就不利于实现公众诉求表达的规范化。上述两种关系形式的任何一种最终都体现于公众与政府之间。

公众诉求表达机制也是这样，其不论怎样承载权利，不论承载什么样的权益关系，其在制度层面上所体现的法关系始终是公法关系。吴英姿：《大调解的功能及限度：纠纷解决的制度供给与社会自治》，《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

公众诉求表达在我国的形式和路径并不少。如果某些个体或群体在对抗宪法秩序的情况下为诉求表达就不应当被归入公众诉求表达的范畴，这个大前提是必须清楚的。

当然，这个结构的形成是通过法律手段为之的。承担立法、执法、司法职能的国家机关都应当结合自己在国家政治职能中扮演的法治角色努力完成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法治化。